新年伊始，全球三文鱼市场并未走出统一的步调，而是在各大产区与消费地演绎着不同的行情剧本。挪威主场在狂欢后归于平静，价格横盘整理；苏格兰却因“缺货”意外领涨，奋力追赶价差。在大西洋另一端，智利三文鱼继续享受美国的“供应溢价”，而中国市场则在短暂亢奋后理性回调。这幕价格分化的大戏，揭示出全球供应链在假期节奏、局部库存与即时需求博弈下的脆弱平衡。2026年开年，北大西洋两大主产区的三文鱼现货价格呈现不同轨迹。挪威大西洋鲑（Atlantic salmon, Salmo salar）在经历2025年末的剧烈波动后，于1月第二周进入横盘阶段。奥斯陆交货的主流规格价格基本持平，市场交易活动随着节后捕捞加工恢复正常而趋于冷静。欧洲大陆的到岸价甚至出现小幅周环比下滑。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苏格兰三文鱼价格强势补涨。由于短期供应偏紧，2026年第二周交货的苏格兰三文鱼现货报价显著攀升。有英国加工商采购方证实，其采购价已达到近期高位，显示供应紧张情绪在局部市场蔓延。这一涨势使得苏格兰与挪威三文鱼之间的价差明显收窄。在大西洋两岸的主要消费市场，三文鱼价格也因不同的供需逻辑而走势分化。在美国，智利产新鲜三文鱼继续成为市场焦点。受南半球假日生产节奏影响，供应持续偏紧，推动美国批发市场的高品质鱼片价格进一步上涨。同时，智利对巴西的出口报价在2025年最后一周也大幅跃升，预示南美供应紧张局势蔓延。而在亚洲最大的进口市场中国，行情则出现转折。2026年第一周，广州等主要批发市场的挪威三文鱼价格在经历前一周的“火热”行情后冲高回落，出现每公斤数元人民币的小幅下调。当地经销商表示，市场情绪从前期的积极抢购转向谨慎观望，反映出终端需求对高价的即时消化能力与库存调整的影响。从法国伦吉斯等国际集散市场的价格看，新年第一周三文鱼整体行情看似稳定。然而，这份平静之下蕴藏着结构性张力。不同产区的生产周期（如智利的假期）、物流节奏与局部库存水平，正在制造短暂但显著的区域性供需错配。挪威的平稳得益于生产恢复，苏格兰的上涨受制于短期捕捞，智利的强势源于南半球夏季生产空窗，而中国的回调则是市场对快速拉涨的自发修正。这种分化表明，全球三文鱼价格在短期内仍难以形成单边趋势，交易逻辑高度依赖于特定区域和特定时间窗口的即时供需细节。市场参与者需要更精细地把握各条贸易流的时间差与节奏差。

随着中国高端食材消费进入加速期，新西兰的帝王鲑（King Salmon，又称大鳞大马哈鱼）正在搭乘“刺身热”的东风，成为空运出口增长最快的水产品之一。根据新西兰奥克兰国际机场最新发布的数据，2025年前三季度从奥克兰机场飞往中国的帝王鲑空运量同比增长高达85%，中国已跃升为新西兰帝王鲑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帝王鲑原产于北太平洋，19世纪末被引入新西兰并成功驯化，如今反而在南半球这片“新家园”生长得更好。新西兰每年生产约1.6万吨帝王鲑，其中三分之一出口至全球37个国家和地区。根据奥克兰机场公布的数据，2025年前三季度机场处理的帝王鲑出口总额达到1.404亿美元，同比增长14%。其中，约三分之二的帝王鲑空运至美国市场，其余则销往中国、澳大利亚、日本和加拿大。奥克兰机场首席客户官斯科特·塔斯克（Scott Tasker）表示：“我们看到了来自亚洲市场，尤其是中国的持续强劲需求。帝王鲑这种高价值海鲜越来越依赖航空运输来保持新鲜度。快速、高频的航线网络为其出口提供了强大支撑。” 2025年，中国三文鱼市场继续高速增长——截至11月，累计进口量突破14万吨，同比上升超过40%。在三文鱼消费结构中，零售端与家庭刺身消费占比首次超过60%，中高端食材的需求持续扩张。帝王鲑以肉质细腻、脂肪分布均匀、口感更浓郁而在高端日料和生食零售领域受到追捧。中—新自贸协定升级议定书自2022年生效后，大部分新西兰水产品，包括帝王鲑，对华进口关税已降为零。这一政策红利显著提升了中国市场的竞争力，使得帝王鲑在价格层面缩小了与挪威大西洋鲑的差距。2025年7月，中国南方航空开通“广州—奥克兰—悉尼”全货机航线，这是中国首条直飞新西兰的定期全货机航线，并拥有澳新之间双向第五航权。该航线的开通打通了帝王鲑运输的“空中走廊”，使得新西兰南岛养殖区的帝王鲑能够在48小时内进入中国内地市场。数据显示，2025年前三季度，奥克兰机场至上海、深圳、广州等航线的客机腹舱共运输了732吨帝王鲑，同比暴增85%。业内人士指出，中国消费者对刺身级水产品的偏好已从“进口大西洋鲑”扩展至更高端的“帝王鲑”品类。高净值人群和中产家庭的餐饮升级，正在重塑进口冷链水产品的结构。对新西兰而言，中国不只是一个增长最快的市场，更是其高价值水产出口结构转型的关键支点。奥克兰机场方面预测，未来两年随着中—新航线货运运力的进一步增加，中国市场有望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帝王鲑出口目的地。新西兰渔业界则认为，中国的消费热度将决定帝王鲑全球定价体系的走向，也将成为南半球海洋渔业的新增长极。

韩国海洋水产部近日公布了2026年度工作计划，提出将在未来五年内对渔业结构进行全面改革。核心内容包括大幅削减近海与沿岸渔船规模、强化对中国渔船所谓“非法捕捞”的执法力度，并力争到2030年将海产品出口额提升至40亿美元。该计划被韩方视为在气候变化与国际竞争背景下重塑海洋经济的重要战略。韩国官方指出，近年来近海与沿岸捕捞产量持续下滑，受气候变化影响，鱼类洄游路径明显北移，传统渔场面积不断缩小，而现有渔船规模已明显超过海洋资源的承载能力。在此背景下，政府决定自2026年起启动渔业结构改革，计划在五年内削减约40%的渔船数量，主要通过集中报废老旧、小型船舶来实现。数据显示，目前约41%的韩国渔船服役年限超过21年，近80%的渔船吨位不足5总吨，在生产效率、安全性以及环保性能方面均存在明显短板。为缓解改革带来的冲击，海洋水产部表示，退出渔业的船东和渔民将获得再就业支持和一定的收入保障，而继续留在行业内的经营者则将被引导进行整合与规模化经营。政府还计划设立“近海及沿岸渔船更新基金”，由国家及公营金融机构承担最高90%的新建船舶融资成本，以加快渔船更新换代和产业升级。在捕捞业之外，韩国也同步调整水产养殖政策，以应对近年来频发的“海洋热浪”等极端气候对沿岸养殖业造成的损失。新政策将重点向东海及深海水域拓展相对稳定的养殖区，同时大力推广智慧化养殖系统，通过数字化监测、自动投喂和环境感应等技术手段降低气候风险。政府还计划建设集生产、加工、科研与培训于一体的创新示范区，推动高附加值养殖品种的规模化和产业化发展。在对外贸易方面，韩国当前海产品出口额约为30亿美元，官方目标是到2030年提升至40亿美元。根据海洋水产部数据，2024年韩国海产品出口量（不含海苔）为59.6万吨，出口额约16亿美元，主要市场包括中国、日本、美国和欧盟。其中，干制及加工海苔仍是出口支柱，预计2025年出口额将由12亿美元增至15亿美元；金枪鱼出口规模约为5亿美元，未来将通过扩大鱼片加工能力和提供国际认证支持，进一步进入高端市场；牡蛎和鲍鱼则被列为重点培育的潜力出口品类。在国内流通环节，政府计划扩展线上批发和直销平台，并测试“船上竞拍系统”，借助自动分级技术提升交易效率、降低分销成本。值得关注的是，韩国在该计划中明确提出将于2026年起显著加大对中国渔船“非法捕捞”的执法和处罚力度。执法模式将由以往的“驱离为主”转向“逮捕并追究刑事责任”，相关罚款上限也将从现行的3亿韩元提高至10亿韩元。同时，针对暗舱藏鱼等隐蔽捕捞行为，韩方计划新增更为严厉的处罚条款，并引入所谓“双重制裁机制”，即在韩国国内处罚后，再将案件移交中方处理，使涉事人员面临两国处罚。此外，韩国还将推行进口渔获溯源制度，禁止与非法捕捞有关的海产品进入本国市场。在监管手段上，韩方将更多使用卫星监控、无人机巡查以及大型渔政船的远洋登检制度，以扩大对专属经济区和公海水域的执法覆盖。整体来看，此次渔业改革被认为是韩国数十年来力度最大的一次结构性调整。通过削减过剩捕捞能力、推动深海养殖和出口结构升级，韩国希望在气候变化与国际贸易竞争的双重压力下重新定位其海洋经济体系。不过也有分析指出，随着韩国在西海和东海海域不断强化执法，中韩之间的渔业摩擦风险可能上升，而大规模渔船退役同样会给地方渔业社区带来不小的就业和社会压力。对韩国政府而言，2026年被视为“海洋政策体系全面实施的元年”，其改革成效不仅将影响本国渔业走向，也可能对东北亚海洋秩序和区域海产品市场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2026年的第一周，中国进口鱿鱼市场便感受到了来自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双重“供应寒流”。秘鲁美洲大赤鱿凭借52.4万吨的惊人上岸量持续冲击市场，而中国远洋船队在西南大西洋的丰收，则为阿根廷滑柔鱼的价格增添了变数。在两大主力品类价格开年即跌的背景下，一场关于全球鱿鱼供应过剩与需求韧性的角力已然展开。南美渔业的丰收，是中国加工厂的盛宴，还是价格战的序幕？2026年伊始，中国批发市场上的进口鱿鱼价格未能迎来“开门红”。主力品种秘鲁美洲大赤鱿（Jumbo flying squid, Dosidicus gigas）和阿根廷鱿鱼（Illex squid, Illex argentinus）价格双双下跌。其中，秘鲁产品的跌势具有明显的趋势性和基本面支撑。回顾2025年，秘鲁美洲大赤鱿产业实现了爆发式增长，前三季度上岸量同比激增189%，出口额飙升逾两倍。中国作为其最大买家，进口额暴增近五倍，源源不断的货柜持续填充着国内库存。这种由超高产量驱动的“供应洪流”，是压制市场价格的核心力量。行业预测指出，若秘鲁在2026年维持类似的捕捞规模，低价态势很可能将持续。与秘鲁情形略有不同，阿根廷鱿鱼面临的是复合型供应压力。除了其本国即将于1月2日开启的新渔季外，在西南大西洋公海作业的中国远洋鱿钓船队也报告了良好的捕捞成绩。这些“海上移动工厂”的产出，直接增加了全球供应链中的阿根廷鱿鱼供应，对价格构成了即时压力。尽管面临供应增加的预期，阿根廷本土行业对新渔季仍持谨慎乐观态度。该国行业领袖指出，当前全球需求，特别是来自最大加工消费国中国的需求依然强劲，且中国国内库存水平并不高，这或将成为支撑市场的关键因素。然而，这种需求支撑能否抵消供应增长的压力，将完全取决于新渔季的实际捕捞产量和产品规格。当前市场正处在一个关键节点：一边是短期内肉眼可见的供应过剩，另一边则是被反复验证的长期需求韧性。秘鲁产量的戏剧性恢复和中国船队的有效捕捞，共同塑造了供应宽松的格局。然而，市场需求端同样表现出强大吸纳能力，这不仅体现在中国进口额的巨幅增长，也反映在韩国、西班牙等市场同步强劲的进口数据上。真正的矛盾在于，短期的供应脉冲是否已超过市场的即时消化能力，从而形成价格下跌。展望未来，市场的平衡将取决于两大变量：一是主要产鱼国（尤其是秘鲁）能否或是否愿意为稳定价格而调整捕捞策略；二是全球消费市场（特别是中国）的库存消化速度与终端需求强度。这场供应与需求的拉锯战，结局尚待观察。

当传统的鲭鱼与冷水虾配额缩水，格陵兰的渔业资本正在寻找新的“蓝海”。一家本土渔业公司正将赌注押向离岸鳕鱼，并计划在渔船上砸下重金建设加工线，以实现从“捕捞船”到“移动工厂”的蜕变。这不仅是企业的一笔投资，更是格陵兰渔业在面对资源变动时，试图从“粗放捕捞”向“精深加工、全年运营”模式转型的一个缩影。东西格陵兰一减一增的鳕鱼配额，则勾勒出资源管理背后的复杂考量。面对鲭鱼和冷水虾配额的下降，格陵兰渔业公司Sikuaq Trawl正积极调整战略重心，将大西洋鳕鱼（Atlantic cod, Gadus morhua）确定为新增长点。该公司已正式提交申请，谋求2026年在西格陵兰和东格陵兰的鳕鱼捕捞配额。为支撑这一业务扩张，其核心举措是对旗下多功能拖网渔船“Svend C”号进行重大投资——加装一条专用的鳕鱼加工生产线。这项投资旨在将捕捞与初加工环节在海上直接结合，显著提升船舶的附加值创造能力和全年利用率，从而改变以往单纯依赖捕捞作业的商业模式。公司强劲的财务表现（2024年税后利润达4000万丹麦克朗）为此次转型提供了资金保障。Sikuaq Trawl的此次布局，恰逢西格陵兰离岸鳕鱼渔业的管理进入一个关键节点。在经历多年试验性捕捞后，2025年格陵兰议会首次正式设定了该海域的商业捕捞配额，标志着该资源进入规范化、平等化的开发新阶段。在此背景下，“Svend C”号船舶的自身特点构成了其独特优势：该船不持有巴伦支海鳕鱼或格陵兰比目鱼等其他渔场的配额。这种“单一专注”的特性，反而使其在调度上更具灵活性，能够不受干扰地专注于格陵兰东西两岸的鳕鱼渔汛，从而更高效地追逐配额。公司指出，投资加工能力也是为了应对当前捕捞能力不足导致配额浪费的问题。从宏观配额设定来看，格陵兰鳕鱼资源的管理呈现出东西部“一收一放”的分化态势。根据规划，2026年西格陵兰的鳕鱼总允许捕捞量设定为1.6万吨，较2025年小幅下调；而东格陵兰的配额则从3.5万吨上调至4万吨。这种差异化的调整，很可能基于两地不同的资源评估结果和可持续开发策略。Sikuaq Trawl的投资，可以看作是对这一配额格局的积极响应，尤其是押注东格陵兰配额的增长潜力。其通过船上加工提升效率的模式，如果成功，不仅能为公司带来利润，也可能为提高格陵兰国家整体配额的完成率和资源费收入提供一个可行路径，实现企业与国家利益的双赢。

从上半年的供应过剩、价格探底，到下半年的需求回暖、价格反弹，巴西罗非鱼产业在2025年走出了一条清晰的“V型”复苏曲线。这一年，产业在内需扩张与政策利好中寻找新机，也在进口竞争与美国关税的夹缝中寻求平衡。当养殖鱼类被正式写入国家基本食品篮子，当围绕罗非鱼是否为“入侵物种”的争论被推迟，这个年产量超过66万吨的全球产业巨头，正试图在市场的波动与监管的博弈中，锻造出更强的韧性，并为2026年的新增长周期积蓄力量。2025年，巴西罗非鱼（tilapia）产业经历了典型的市场周期。上半年，供应过剩导致价格，特别是面向餐饮批发渠道的价格承压，生产商利润遭受挤压。然而，自下半年起，尤其是进入第四季度，市场情绪发生转变。国内需求逐步回暖，有力地推动了塘边价格的显著反弹。尽管成本向下游消费端的传导存在滞后，但价格回升本身已为产业注入了信心。这场复苏背后，国内市场的强大吸纳能力功不可没。年内，养殖鱼类被正式纳入巴西基本食品篮子，享受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这被视作提升产业竞争力、扩大消费基础的战略性举措。上半年亲民的价格也客观上吸引了更多消费者尝试，使罗非鱼凭借其综合优势进一步巩固了在国民餐桌上的地位。在积极开拓内需的同时，巴西产业也面临着来自国际市场的双重压力。一方面，来自越南的进口产品在国内高产期涌入，引发了业内关于“不公平竞争”的广泛讨论，焦点集中在两国间在税收、环保及劳工标准上的差异。另一方面，更直接的冲击来自国际贸易政策：2025年8月，美国对巴西加征了50%的关税，且海产品未包含在后续的豁免名单中。这对以美国为最大出口市场的巴西罗非鱼出口商造成了直接的现金流冲击。尽管出口总量占国内产量的比例较小（约3-5%），但对相关企业影响显著。行业通过灵活调整，成功将部分原计划出口的产品转向内销，展现了供应链的应变能力。数据显示，2025年前11个月对美罗非鱼出口量仍达1.01万吨，接近上年全年水平，美国市场的重要性依然突出。除市场波动外，监管层面的不确定性构成长期挑战。一项可能将罗非鱼认定为“入侵物种”的提案被推迟至2026年决定，产业界正全力游说反对，认为这关系到产业的生存基础。与此同时，积极的季节性因素正在显现。随着巴西进入夏季，水温升高有利于罗非鱼生长，提升了生产效率和饲料转化率。叠加年末节日消费旺季，业内对2026年一季度增长抱有乐观预期，有大型生产商预计收入将实现两位数同比增长。回顾过去二十年，巴西养殖鱼产量增长超53%，罗非鱼占比达65%以上，年产量逾66万吨，已稳居全球生产大国行列。展望未来，产业的核心目标是将已建立的规模优势，通过技术创新、效率提升和对可持续性的追求，转化为生产端更稳固的利润和全球市场更强的竞争力。

当捕捞季的启动键被刻意推迟数周，阿根廷红虾产业在2025年底交出了一份“减速”的开局成绩单。第一个月24，866吨的上岸量，较去年同期显著放缓，这并非市场冷清，而是源于一场主动的资源保护行动。然而，在产量数字背后，一场更深刻的变革正在发生：该渔业刚刚获得了象征可持续捕捞最高荣誉的MSC认证。一边是短期供应的收紧与价格的蠢动，另一边是长期品牌价值的加持，阿根廷红虾产业在平衡“当下收获”与“未来资格”的道路上，正步入一个关键节点。阿根廷近海红虾（Argentine red shrimp, Pleoticus muelleri）2025-2026渔季在延迟中开局，并因此录得同比大幅下滑的初期产量。本季于11月15日正式启动，较2024年晚了数周。受此直接影响，第一个月（11月15日至12月中旬）累计上岸量仅为24，866吨。数据对比极为明显：2024年11月单月上岸量即达25，077吨，而2025年11月仅为14，542吨，几乎腰斩。进入12月上半月，疲态未改，10,343吨的上岸量不足去年同期同期（超2.2万吨）的一半。官方与行业一致指出，推迟开捕是源于国家研究机构的季前生物调查，该调查显示沿海虾群丰度较低，为保护资源而做出了谨慎决策。尽管开局缓慢，但对全年产量的评估并非全然悲观。渔业研究机构的最新资源评估显示，2025年阿根廷红虾总生物量约为9.87万吨，较2024年下降约42%。然而，其模型预测，在涵盖3月至12月的更广泛时间框架内，总捕捞潜力仍可达到约16.98万吨，最终结果将取决于后续数月的船队作业效率与海洋环境。与此同时，该产业迎来一项重大利好：其近海红虾渔业成功获得了海洋管理委员会认证。这一国际公认的可持续性标签，被视为巩固并提升阿根廷红虾在西班牙、美国、中国等高端市场地位的战略资产，有助于其抵御自然产量波动带来的市场风险，实现价值升级。季初供应量的收缩已迅速传导至市场。行业消息称，全球对阿根廷红虾的需求依然坚挺，供应紧张已开始推高市场价格，其中备受欧洲市场青睐的大规格产品价格反应尤为敏感。目前，捕捞作业因圣诞和新年假期安排了例行暂停，以便加工环节消化库存。业内将目光投向了2026年1月和2月，这两个月是传统的捕捞旺季，其产量表现将对整个渔季的最终产出起到决定性作用。出口商警告，最终收成仍高度依赖于天气与虾群的分布情况。当前局势凸显了阿根廷红虾产业在管理上面临的双重任务：一方面需要通过科学的适应性管理来平衡短期经济收益与资源的长期健康；另一方面，则需利用MSC认证等工具，将可持续实践转化为可持续的市场竞争优势。

当国际科研机构建议将鲭鱼配额最高削减70%时，欧洲的“渔业心脏”——西班牙加利西亚感到了刺骨的寒意。一项评估显示，此举可能带来数千万欧元的直接损失。然而，比经济数字更让当地愤怒的是双重不公：在内部，他们指责本国政府谈判偏心；在外部，他们目睹挪威等非欧盟国家“自行分配”近八成配额。这场配额危机，正将欧盟渔业政策置于“环境至上”与“社区存续”的尖锐对立中，而2026年的政策审查，将成为决定许多沿海小镇命运的关键一役。基于国际海洋科研机构的最新评估，欧盟正酝酿对一批重要商业鱼种实施严厉的配额削减。其中，对加利西亚渔业至关重要的鲭鱼（mackerel）面临高达70%的削减建议，蓝鳕（blue whiting）和黑线鳕（haddock）的建议削减幅度也分别达到40%和26%。加利西亚地方政府委托的独立研究预测，若这些削减全部落地，将给当地渔业部门造成高达6500万欧元的经济损失。地区海事事务负责人警告，这不仅是经济打击，更将重创以渔业为支柱的沿海社区的社会结构。她强调，欧盟的可持续渔业政策必须平衡环境、经济和社会三大支柱，而当前提案明显存在“环境偏见”，忽视了后两者。令加利西亚感到不满的，还有其在内外博弈中的双重弱势地位。对内，地区官员指责西班牙中央政府未充分利用地方提交的损害评估报告，在欧盟谈判中未能有力捍卫以大西洋渔业（以加利西亚为核心）的利益，反而将谈判重点倾斜于地中海船队。对外，他们指出挪威、冰岛和法罗群岛等非欧盟国家经常单方面设定高于科学建议的捕捞配额，占据了某些共享种群近80%的份额，形成了“守规者受限，违规者得益”的扭曲局面。这种对比强化了当地的被剥夺感，并引发对欧盟是否有能力确保国际渔业公平竞争的质疑。官员直言，欧盟若不能有效阻止这些“过量捕捞”的渔获进入其市场，就是在惩罚自身遵守规则的渔民。除了应对眼前的配额危机，加利西亚渔业还长期受困于劳动力老龄化、青年人不愿入行等结构性难题。为增强产业吸引力，当地政府已推出多项措施，包括加强渔业职业教育、为年轻人提供购船补贴，以及试行“鱼类消费券”以刺激本地需求，并持续呼吁降低鱼类产品的增值税率。然而，所有这些都是“治标”努力。真正的“治本”之战将在2026年打响：届时欧盟将启动共同渔业政策审查及新一轮财政框架谈判。加利西亚方面警告，欧盟在设定严苛环保目标（如脱碳）的同时，必须提供相匹配的财政支持，否则目标将无法实现。该地区将2026年视为决定其渔业能否长期存续的关键年份，呼吁欧盟在决策中必须倾听像加利西亚这样严重依赖渔业的地区的声音。